国家智库|城镇化系列咨询研究进展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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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系列咨询研究进展与影响
陈明星1,龚颖华1,2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要:2014年3月,国家印发《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转型,将城镇化重点转向实现“人的城镇化”。国家城镇化政策转型离不开多学科众多学者长期以来针对城镇化开展研究探索的集体智慧的推动,中国科学院学部牵头完成的城镇化系列咨询报告是标志性成果之一,在城镇化政策转型中发挥了作用。回顾城镇化系列咨询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对国家相关部委产生的工作推动与影响。认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要积极承担国家智库和思想库功能,加强基础研究以支撑决策咨询研究,城镇化是地理学综合研究的重要内容,新型城镇化为学科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科技工作者要有强烈责任感与科学精神。
关键词:城镇化;咨询研究;进展;影响;人文与经济地理学
DOI: 10.11821/dlyj201611002
1 引言
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城镇化规划”),指出:“按照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新要求,明确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统筹相关领域制度和政策创新,是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用1000多字篇幅正视了过去城镇化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突出问题,对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做了具体部署。这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转型[1],“城镇化规划”致力于实现“人的城镇化”,全国各地也开展了新型城镇化的实践探索。当前,新型城镇化几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时髦名词,过去的以数量增长和土地冒进为典型特征的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需要转型,这也基本上成为共识。但是,“城镇化规划”出台与共识达成却是长期的科学研究探索和集成的结果,是非常不容易的。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以及改革开放以后快速的经济增长,在相当长时期国内的主流观点认为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2]。还有一个在中国广泛流传的说法,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应邀在一次中国举办的城市发展论坛上做报告,把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初期人类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这个论断使中国的很多地方政府受到鼓舞,成为区域追求高速度城镇化的依据。实际上这种理解很大可能误解了斯蒂格利茨的本义。不可否认,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和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的辉煌成就。与此同时,实现了大规模的城镇化。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增加到2015年的56.1%,城镇人口从1.7亿跃升至7.7亿,新增城镇人口6亿人。城镇化给中国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推动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民生活居住条件。然而,高速城镇化发展也引起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需要我们正视和警惕。对中国高速城镇化进行深入反思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是陆大道院士牵头所完成的“冒进式城镇化”等四份城镇化的系列咨询报告。本文对近十余年来城镇化战略咨询研究进行回顾、梳理与小结,以揭示在国家战略需求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导向下,战略咨询研究工作的要点、过程及其意义,彰显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在国家新型城镇化重大政策制定和转型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价值。
2 城镇化系列咨询报告研究进展
2006-2013年,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委员会支持下,陆大道院士牵头进行了关于中国城镇化问题系列咨询研究,先后向中央政府提交了4份咨询报告。
2.1 科学前瞻提出“冒进式城镇化”
2006年,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项目“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基础上完成了“关于遏制冒进式城镇化和空间失控的建议”的报告,于2007年1月上报国务院。报告以丰富的数据和图片资料阐述了“九五”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冒进态势和处于失控状态的空间扩张,分析了冒进式城镇化与中国的国情特别是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矛盾,明确提出和论证了中国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资源环境条件不能够支撑如此高速度城镇化及其空间扩张,阐述了中国必须要走符合国情的循序渐进和资源节约型的健康城镇化道路,虚假城镇化和贫困城镇化将影响中国城乡社会的安全与和谐发展。该报告前瞻性地指出了中国高速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完全不同于当时主流的观点。
2.2 痛心疾呼遏制“大规模造城”
2009年,提交了“警惕借各类‘新区’建设规划实施大规模‘造城’”的咨询报告。随着国家不断把紧建设用地审批关,各地开始寻找各种途径打“擦边球”,力求增加建设用地指标。其中,通过编制各种规划并使其上升为“国家战略”来获得建设用地指标,成为一个趋势。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建设“新城”“新区”的运动,导致新一轮建设用地失控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报告客观分析了当时存在的各种“造城”运动,列举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新城”建设规划,指出了这种“造城”运动不符合国情和城市发展规律,将导致建设用地失控。由于切中时弊,报告迅速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的重视。
2.3 明确城乡统筹是城镇化重要内容
2012年,提交了“关于在城乡统筹方针下城镇化进程的认识和建议”的咨询报告。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方针。但是,很多地区的政府仍然在追求高速城镇化,导致城市无序扩张、耕地过度流失、农村空心化严重,这些问题背离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方针。按照城乡统筹方针的要求,城市化水平越高、经济越发达,越应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建议确立合理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和规模结构,促进城镇人口、土地与就业的协同增长,逐步消除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与落户面临的制度性障碍,推进真正意义的城镇化模式,优化城镇体系结构与空间格局,理顺城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优化模式,走不以牺牲农村农民利益和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健康城镇化道路。
2.4 科学引领城镇化健康发展
2013年,提交了“科学引领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建议”的咨询报告。在贯彻落实“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方针的过程中,新一轮大规模推进城镇化、拉动内需、使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势头正在兴起,许多地区盲目推进城镇化的问题依然严重。分析了中国十多年高速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主要原因,强调走符合中国国情、造就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提出科学引领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几点具体建议:城镇化速度不能过快,近期城镇化速度宜调整到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左右;城镇化要十分注重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城镇人均综合用地应以70~100 m2作为适宜标准;城镇化应采取多样化的模式,把建设生活方式逐步“城镇化”的新农村作为城乡统筹的重要内容;要认真搞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镇化规划、城市规划。
3 面向城镇化决策咨询开展了连续的基础研究
紧密围绕城镇化系列咨询课题,针对城镇化这一领域开展了较为系统的基础研究,在城镇化进程科学思辨、基础理论方法拓展、世界城镇化发展规律识别、城镇化区域格局与政策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为咨询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
3.1 城镇化进程的科学思辨
针对认为城镇化严重滞后的错误认识,明确提出中国城镇化脱离了循序渐进的原则,超出了正常的城镇化发展轨道,出现了“冒进式”城镇化。通过国际经验比较、资源环境压力、经济发展水平与就业岗位增加、土地城镇化失控等方面深刻地阐述了城镇化进程的不可持续性[3-5]。世界各个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各不相同,西方发达的国家的城镇化率从20%发展到40%用了几十年至上百年,自40%的城镇化率到今天的80%左右的城镇化率又经历了50年至100年。中国有没有条件在城镇化速度方面大幅度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拉丁美洲国家的过度城市化值得我们警惕。众多城镇化地区的资源、生态和环境状况恶化,自然环境基础不能支撑这种“急速城镇化”和空间蔓延式大扩张。冒进式城镇化超出了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和产业支撑能力,这是我们特别强调走符合中国国情城镇化道路的重要理由之一。由于中国现在处在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中国目前具有庞大的基础原材料产业,这些产业还将存在很长的调整与重构历程。而这些产业的规模近年来经历了持续的大扩张,未来依靠这些产业持续扩张来吸引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空间已经不大。也就是说,中国城镇化进程需要与产业结构及其转型的进程相适应。经济全球化作为推动城镇化过程的作用力也将会逐步减弱。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压力也不断加大。城市人均占地很快达到110~130 m2的高水平。这个水平是大多数人均耕地资源比中国多几倍乃至十多倍的发达国家的水平。在城市占地大规模扩张的同时,城市用地结构出现严重问题。很高的城市人均综合用地指标, 并没有普遍给大部分市民带来生活空间的明显改善。因此,提出遵循循序渐进原则,城镇化速度不能过快,改革土地管理制度、促进土地利用集约化等规划应对策略。
3.2 基础理论方法的拓展分析
从城镇化的经典理论出发,重点对两个经典理论诺瑟姆曲线和钱纳里模式进行了讨论和拓展。在依据并解读诺瑟姆原著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加速阶段”改称“快速阶段”更合适,因为诺瑟姆曲线中的加速阶段(acceleration stage)实际包含了加速和减速的两个子阶段[6]。根据诺瑟姆理论,推导出城镇化速度曲线,解读城镇化速度曲线特征与内涵,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城镇化速度呈倒U型曲线,从加速向减速转变的速度拐点,理论上应在城镇化水平饱和值的1/2处,城镇化速度变化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孕育、加速、减速和趋零,不同阶段具有不同变化特征。相关研究成果投稿至《Cities》期刊时,引起了编辑Andrew Kirby教授的浓厚兴趣,亲自对论文英文进行了润色后发表[7]。以钱纳里模型为基础,基于1990-2009年20年间世界149个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数据,采用双对数模型,引入城镇化自身时间序列变量,回归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标准型式,结论认为两者定量关系型式在过去50年发生了显著变化[8]。构建了定量识别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象限图方法,基于象限图方法以及参数可以识别出时间截面上城镇化是否滞后及其在历史时期的演化过程,形成一套评估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相对客观的标尺。
3.3 世界城镇化发展的规律识别
应用于全球尺度实证分析,进一步论证和发现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客观规律。世界经验表明,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确实存在高度相关性,验证了对数模型的客观规律。发达国家基本属于“高城镇化、高经济发展水平”的高级协调类型。发展中国家则存在两种差异:以拉美、非洲部分国家为主的城镇化过度类型,以亚洲、非洲部分国家为主的“低城镇化、低经济发展水平”的低级协调类型。世界城镇化进程总体水平将继续提高,但世界城镇化进程速度呈减速态势。单位ln GDP对单位ln URBAN的影响系数在1965-2005年从0.15降至0.12,说明单位GDP对城镇化的带动效应不断下降[9]。进一步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与面板数据等方法,明确提出在全球尺度上没有证据表明城镇化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相关性。因此,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政府主导型加速城镇化来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是不可取的[10]。同时,对城镇化过程需要开展综合评估,考虑其前向效应(如非农就业岗位规模支撑等)与后向效应(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等)。
3.4 中国城镇化过程与格局研究
在理论与方法支撑下,分析了近40年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演变过程[11,12]。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镇化水平在世界相对低位确实在不断下降,1978年以后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都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总体来看,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双低状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是由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但是,近年来城镇化进程的确呈现出冒进态势,这种短期内急剧增长的城镇化水平,由于资源环境、经济基础、制度因素、社会问题、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缺乏相应的承载、变革和适应能力,潜伏着很多危机。省际格局上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和马太效应[13]。较早提出城镇化要以人为本,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核心[2,14]。撰文明确反对一些学者提出的“加速城镇化”是中国战略抉择的观点,提出国家“十二五”时期城镇化应“降低速度、提升质量”,适时提出健康(新型)城镇化等政策建议[15]。
4 城镇化系列咨询研究的影响
这4份城镇化系列咨询报告通过中国科学院学部提交给中央部门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均作出了实质性批示,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委迅速开展相关行动,并转化为国家政策和后续工作部署。
2007年,遏制冒进式城镇化报告提交以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发改委)组织了十一个部委开展了关于中国健康城镇化的方针、政策的系统研究,并向国务院提交了调查报告。国土资源部牵头,六部委组织了土地问题督察组到各地区调查城市建设大规模扩张的情况。此后,国务院作出了耕地占用税税额增加四倍、砍掉各地区三成多用地申请、高校不得擅自转让国有划拨土地、关于农民工的居住问题等一系列决定。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咨询报告内容在当年的“两会”上广为流传,很多媒体也进行了宣传报道1。
警惕以新区名义造城的咨询报告是冒进式城镇化研究的一个延续和深入。2009年9月,国家发改委与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商讨布置了相关调研工作,组织了落实中央领导批示精神专家座谈会,形成了要有计划分步骤地逐步推进“新区”建设的意见,要求各地不能盲目攀比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会议还做出了工作安排。第一步做好前期准备工作,了解情况,各部门协商,形成工作方案;第二步派出联合调研组,听取地方意见;第三步完成调研报告,提出工作建议,征求专家意见,然后报国务院。该咨询报告及时地遏制了“造城”运动的蔓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新一轮建设用地失控。各种各样的“新区”“新城”,没有写入“十二五规划”,避免了以“国家战略”的名义盲目扩大建设用地的问题。
2012年11月8日,国家领导人对“关于在城乡统筹方针下城镇化进程的认识和建议”咨询报告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咨询报告具有参考价值,在制定城镇化中长期规划中要注意听取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和建议。”11月20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带队,率11人工作组专程赴中国科学院开展城镇化发展专题调研,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主持会议。咨询报告的研究结论与观点成为制定相关城镇化政策的重要依据。
2013年7月,“科学引领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建议”咨询报告上报国务院,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国办专门致电中国科学院,“这是非常重要的报告,领导要安排口头汇报”。2013年8月30日,李克强总理邀请两院及专家到中南海,听取城镇化的汇报。陆大道院士代表中国科学院城镇化项目专家组作了“关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的认知和建议”的报告(图1),报告时间也由原先确定的15分钟延长至30多分钟。李克强总理对汇报的主要观点与建议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指出“城镇化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关系中国现代化的成败。请院士专家们就新型城镇化重点难点问题做进一步研究,帮助政府科学决策。”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也报道了这次会议。
2013年底,中央召开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稳中求进”、努力实现“人的城镇化”等方针。2014年3月,“城镇化规划”发布,在肯定城镇化成绩的基础上,承认存在突出问题:① 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2.34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问题日益凸显。② “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一些城市“摊大饼”式扩张,过分追求宽马路、大广场,新城新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占地过大。③ 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④ 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⑤ 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部分城市贪大求洋、照搬照抄,脱离实际建设国际大都市。⑥ 体制机制不健全,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等制度,阻碍城乡发展一体化。这些问题也正是陆大道院士带领的课题组完成的城镇化系列咨询报告中指出的突出问题。该规划还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以人的发展为核心,全面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这标志着中国城镇化这艘大航船的方向终于实现了重大调整。
当然,中国新型城镇化政策转型是多学科众多学者长期以来针对城镇化开展研究探索的集体智慧推动的结果。其中,以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为主体的地理学相关单位作出了重要贡献。以《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和《地理科学》三大期刊为例,2000年以来发表的题目中包含城镇化(城市化)的相关论文达到202篇,分别为46篇、84篇和72篇,研究成果丰富。从研究单位分布来看,发表论文数量前十的单位有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等(表1)。表1给出了发表3篇以上相关学术论文的主要学者。从发表时序来看,城镇化论文发表数量持续攀升,从2001年的3篇增加至2015年的21篇,2016年第一季度也已达到12篇(图2),说明该领域已经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
5 启示
这4份城镇化咨询报告是在长期学术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完成的,不但饱含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具有扎实的理论内涵,有着大量数据资料的深入分析和科学论证。这些报告还充分发挥了学科交叉研究的优势,具有跨学科的综合视角。同时,以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以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基础研究创新为支撑,既实现了“以任务带学科”的发展路径,又进一步夯实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内容创新,通过基础研究拓展与深入来提升我们学科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任务的能力。面向政府重大决策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是资源环境研究的重要“出口”和通往社会应用的“桥梁”。基于交叉学科的特点和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传统,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在这个领域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5.1 主动承担国家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新型智库和思想库功能
长期高速经济增长和快速城市化进程引起结构性困境和资源环境问题。1992年以来在大规模重化工业投资和城镇化投资的推动下,经济增长率连续8年处于8%至14.2%的上升通道。为应对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对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冲击,实施追加投资4万亿(实际上包括各地区在内为20多万亿)的经济刺激措施。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刺激了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重化工的大发展,加强了低端产品生产的“世界工厂”和投资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在保障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造成了过剩的产能和大量的投资浪费,超前建设了大量的新城、新区,房地产业在较长时期处于调整转型之中。房地产业关联上下游50余个行业的发展,由此对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带来影响。高速和超高速经济增长,使中国环境、生态系统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环境污染及其对国民生命健康的威胁已经成为广大民众的沉重负担[16]。
工业化和城市化急剧发展以及强大的技术手段的运用,强烈地改变着各地区的经济结构和资源环境本底。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地理学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即注重由自然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逐渐转向由人类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即从单纯研究自然过程向自然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过程转变。科学问题综合与学科间交叉研究的增加使人文地理学学科边界呈现模糊化的趋势[17],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的学科综合和交叉研究态势明显[18,19]。由于高速经济增长和大规模城镇化,中国资源环境问题及其所引起的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将愈来愈突出。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将智库建设与空间治理(区域治理)至于重要位置。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是当前中国治理体系最大的变化,将影响中国今后很长时期的发展格局。在此背景下,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需要更加重视国家的战略需求,围绕国家空间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开展前瞻性学术研究,进一步提高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服务于国家战略决策的能力,也即开展面向空间治理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20,21]。
5.2 加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基础研究作为战略咨询工作的基础
城镇化系列咨询报告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离不开长期以来对城镇化与区域发展的基础研究探索,决策咨询研究只有立足于扎实的基础研究之上才能行稳致远。城镇化已是今天最常用的概念之一,因而似乎谈论这一问题所需要克服的知识门槛也最低。也因此这个领域似乎谁都可以高谈阔论。但是,一些不正确的决策及曲折城镇化历程恰恰说明了这个领域的科学内涵是丰富的,真正的分析研究和论断需要学者们去开展[22]。与自然科学相比,世界各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的研究内容差别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将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定位在国家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及其空间结构方面,符合学科特点。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与资源、生态、环境等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趋势不断增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作为自然与社会相结合的交叉性研究学科的特点成为学科生存和发展的价值所在。正是这种定位使我们在若干重要的理论方法方面取得了进展,这些进展有力地支撑了战略咨询作用的发挥。要将“人—地系统”要素的相互作用与“社会—环境动力学”作为经济地理学发展的理论方向,发展理论体系,加强因素作用及其机理的分析,积极吸纳有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推动了学科的交叉和综合,提高为国民经济发展和重大现实需求提供决策咨询的水平和质量。以扎实的学科基础研究作为决策咨询工作的重要基础。
5.3 城镇化不能单纯从城市尺度研究,是地理学区域综合研究的重要内容
城镇化是一个关于国家发展和区域发展的重大领域,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而言尤其重要。考察城镇化及城镇发展的驱动力、城镇化进程快慢、城乡之间关系及城镇化所引起的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均需要从国家和区域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评价。不了解国情,不去研究区域特点和区域发展差异,只单纯从城市建设的角度去规划城镇发展和城镇体系,就可能引起无法想象的后果。这方面的研究任务有:区域经济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自然结构基础和生态环境对于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城镇化格局是区域社会经济的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关系是区域内极为重要的关系。陆大道院士在《地理学关于城镇化领域的研究内容框架》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城镇化领域的12个研究方向:城镇化是国家(区域)发展的重大领域、城镇化发展动力因素及作用、城镇化进程、城镇化质量和标准、城镇化区域特性、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城镇化道路、生态城市、城镇化国际经验、城镇化未来合理进程、多样性城镇化模式、区域和城市群规划、理论方法总结等。认为地理学的交叉学科性质和地理学家较为独特的知识结构也更加有利于在城镇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对地理学和地理学者提出了殷切希望[22]及城镇化领域的若干前沿科学问题与方向的探讨[23]。
5.4 科技工作者要有强烈责任感与科学精神
作为科技工作者,要有强烈责任感,要有科学精神,不怕质疑,不怕学术界主流或有关部门及地区的反对。城镇化系列咨询报告在关键时刻扭转了一些不良发展倾向和态势,对中央进行科学决策和促进中国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地理学家对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应该具有更深刻的认识。需要树立牢固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强烈意识,在权力面前,在所谓“主流观点”面前,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敢于坚持科学真理,说真话。对于“大”“假”“虚”的种种城镇化现象应该疾恶如仇,应以敏锐的科学眼光和强烈的责任感去发现并予以批评,分析其原因,并明确地提出地理学者自己的主张。只有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才能做出针砭时弊、对决策具有重大作用的咨询报告。作为学者、特别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学者,要时刻关心国家建设中的宏观和重大问题。只有依靠扎实的学科基本理论和广泛的调查研究,才能形成问题准确、结论明确、建议可行的咨询报告。
6 讨论与展望
陆大道院士带领的课题组致力于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与中国国情研究逾30年,积累了必要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作为国家高端智库,中国科学院学部积极支持并推动城镇化这一系列研究不断深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也有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传统:既注重实现科学研究的重大发现和突破,也积极将科学研究与国家需求、战略决策密切联系起来。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由于其注重自然与人文社会综合研究的特点,在城镇化研究中具有突出优势,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开展了跨学科、多领域的合作,并且围绕核心问题开展连续深入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是行之有效的。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科学认知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意义重大。以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领衔的多学科学者在城镇化研究领域取得一系列的重要研究进展,对“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城镇化是陆地表层最重要的综合地理过程,人文和自然作用机理复杂。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出台只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和实践探索的起点,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还存在着许多值得探讨的科学问题。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现实需求,也给地理学家带来了重大机遇。城镇化作为人类活动主导的地理过程,越来越表现出对陆地表层自然地理环境的巨大影响,加强城镇化人文过程对自然环境和要素的效应研究,融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融合科学研究与决策应用,是提升城镇化科学支撑能力的合理选择。科学认知城镇化的进程和发展规律,促进城镇化质量提升,核心是逐步实现人的城镇化[24]。开展城镇化的综合评估,分析与预测城镇化的前向产业支撑能力,研究与识别城镇化人文过程对资源环境的后向效应及其反馈,对中国城镇化能否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同时,新型城镇化问题十分复杂,还有待深入研究。要重视组织城镇化过程和规律的跨学科重大研究,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和新方法,针对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等一些典型地区开展跨学科示范研究,为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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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05-20; 修订日期:2016-09-2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基金(41671125,41530634,4153075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秉维”优秀青年人才基金(2015RC202)
作者简介:陈明星(1982- ),男,安徽巢湖人,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城市化与区域发展研究。
资料来源:《地理研究》2016年第11期
本期编辑:刘海猛 王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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